第五七三章 纺织危机
“李先生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中建地产的老板徐世勋！”包玉钢指着徐世勋说道。
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包玉钢并没有喊阿文。
而之所以介绍的是中建地产的老板，而不是徐氏集团的老板。
完全是因为徐世勋的二哥还在，而在徐爱周去世之后，徐家产业由三个儿子掌握。
而虽然徐家的矿产业、地产业和航运业分别分给三个儿子掌握,不过徐家并没有分家。
所以徐世勋才可以在他二哥去世之后重新掌握徐家大权，而徐家不是被分裂开。
“徐先生好，今天算是沾了徐先生的光了，黑色闪电很不错！”李志文笑着伸出手说道。
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再说两者没有什么矛盾，自然李志文好说好话了。
“李先生喜欢就送给李先生好了！”徐世勋也笑着伸出手握住李志文的手道。
“君子不夺人所好，我对赛马也没太大的兴趣！”李志文说道。
“李先生客气了，不过黑色闪电确实还小,在赛马中还不是什么顶尖的,这样吧，约个时间李先生可以来我的马场看一看！”徐世勋说道。
李志文知道再拒绝就不好了，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而徐世勋看到目标已经达到，就和霍鹰东和包玉钢说了几句离开了。
而包玉钢的目的也达到了，赛马也已经结束，就和李志文约了拜访徐世勋的时间分开了。
李志文离开跑马地，前往了位于铜锣湾的麒麟服饰总部。
郑超昨天打电话说有事情要汇报。
“老板！”郑超已经等在麒麟服饰公司门外了。
“进去说！”李志文言简意赅道。
就这样李志文和郑超一前一后进入了办公室。
“阿超，你说的有什么事？”李志文开口道。
“老板，目前香江的纺织工会正在进行联合，想要提高纺织原料的价格，我们麒麟服饰公司算是香江第一家成衣制造，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，所以我特地汇报。”郑超说道。
“纺织工会，涨价多少？”李志文问道。
“距内线汇报说至少三成。”郑超说道。
“三成，好大的胃口！”李志文冷笑一声道。
郑超听到李志文的讥讽没有开口说话。
实际上虽然你李志文算是香江第一华人首富，但是这名头又不能让别人纳头就败。
纺织工会占有香江九成以上的纺织原料。
所以麒麟服饰公司依然要受纺织工会的制约。
“纺织工会那边的具体情况是如何？”李志文问道。
“老板,这些纺织工会的会员大多是沪上佬过来的,这是他们的资料。”郑超说道。
李志文拿起了郑超递过来的资料看了起来。
为什么香江的纺织工会被沪上佬给把持，这都是有历史依据的。
香港早期工业起飞的资金和技术主要来自沪上，而劳力主要来自邻近的华南农村。
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，实质上是一个单纯从转口贸易中赚取经济收入到输入原料加工成品，最后输往世界市场销售，从而赚取“附加值”的转变过程。
纺织制衣业是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先驱。
战前，香港仅有少量山寨式纺织制衣工厂。
1950年，香港纺织制衣工厂逾五百多家，雇用工人两万五千名，约占制造业雇员的三成以上。
1960年，香港纺纱厂逾三十家，员工一万六千名；织布厂逾三百家，员工两万五千名；制衣厂六百八十九家，员工四万两千名。
其中制衣业发展最快，工厂比1950年增长十六倍，员工增长二十倍，员工数占整个制造业员工的％。
纺织制衣业的发展，带动香港整个产业的发展。长期以来，香港的纺织品出口,占总出口量的三成左右。
从六十年代起,香港更注重发展附加值高的制衣业，遂成为世界成衣中心。
1973年，香江成衣出口量首次超越意大利而摘取世界第一。1978年，香江虽然不及意大利同年出口值的三十三亿五千万美元，以三十三亿两千美元而退居第二位，但在世界制衣业强国如林的情况下，香港以一个弹丸之地的经济区，确实很厉害。
从八十年代初起，香港劳务成本高涨，粤省成为香港纺织制衣业的后方工厂，纺织品仍可在国际上保持强大的优势。
沪上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。在五十年代前，沪上纺织品产量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。
沪上纺织业迁港有两次高潮。一次是香港沦陷前，当时沪上沦为日伪统治，而香港相对太平。
这些在港沪商的纺织厂，一小部分在日本战败迁回沪上，大部分则留在香港。
由于沪商的带动，香港本地商人开办了一些山寨式织布厂。
第二次迁港高潮，是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。最初是举厂南迁，主要是纺织人才及资金的流入。这一次迁港规模较第一次大得多，并且遇到劳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——有几十万内地移民涌向香港，廉价劳力取之下尽。
在香港政府推行工业化之前，香港的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。在工业化起步时，纺织业一马当先，成为众业中的明星，带动了香港百业的发展。
在香港的华商界，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。
香港是不择细流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，只要有能力毅力，就能找到施展的舞台，逮住适宜的机遇，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。
纺织业的沪商，有的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；有的晋身两局议员，显赫一时，饮誉香江。
现在要介绍的三位纺织工会的扛鼎人物，来香港之前，都不是纺织资本家。
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，父亲是宁波的殷商。陈廷骅中学毕业，便早早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。
那时的沪上商人，有半数是宁波籍人，另一半来自杭州、嘉兴、太湖平原。
父亲说：“要想成大事，非得去沪上不可。”
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到沪上。陈廷骅做事踏实，加上父亲在沪上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，才二十出头的陈廷骅，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。
1949年，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来到香港，在中环爱群行租了一间一百多平方英尺的写字间，从事棉纱、棉布生意。
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，市面混乱，人心不稳，加上语言不通，生意分外清淡。
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，跟广东人打交道，听粤语如听外语。
于是，就起念做工业家。他首选的业种，自然是纺织业，这是沪上人的传统工业。
陈廷骅做事稳健，动了念头，又迟迟按兵不动。
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，考察市场，物色人才；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，筹措资金。
1954年5月，他通过邀股，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。
第一间纱厂设在新界荃湾，那里地价便宜。纱厂资本额六十万港元，两年后建成投产，月产棉纱四百包，每包四百磅，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，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。
周文轩、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。和陈廷骅一样，他们来港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。
周文轩是苏州人，在家乡念书至初三，正值战争爆发。学校内迁，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，到沪上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。
有了一些积蓄后，便邀几个好友，办了一间里弄小厂，专门生产缝衣车针。周文轩交往最多的，是商场和制衣厂，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。
1949年5月，周文轩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。
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，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，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。
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，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，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1938年，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，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。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。
安子介回忆道：“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。大浪把我冲到哪里去，我就在哪里着陆。以当时的年纪来说，这也是一种冒险。”
1948年冬，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，再次来香港避风。
安子介和一些沪上朋友，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。
从1949年初起，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。香港充斥南腔北调，除百年不衰的粤语外，最易闻及的是吴语。
沪上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，在异地他乡，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，自然格外亲切。”
沪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，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。周文轩与安子介等人，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。
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：我们在沪上都还算体面人物，来到香港，除了一双手外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香港人满为患，物价飞涨，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，为衣食忧愁。香港的本地人，把种种不是归咎于内地人，内地人遭致歧视，也是难免的。不过广东人这点好，你干事业他们不会拆你的台，大家公平竞争，不分南北东西，这便是香港。
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，有唐翔千、周文轩、周忠继、张叔成等人。他们原在沪上，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。周文轩说：“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香港人面前，简直就是穷光蛋。”
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，宣泄对现实的不满。排遣也好，宣泄也好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。
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，这似乎成了沪上人的世袭领域。
他们中间，只有周文轩曾在沪上的染厂做过化验员，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。
就凭这一点，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。安子介做董事长，周文轩做总经理。
他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，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，染色后，再卖给布厂织布。
染厂是吃水大户，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，周文轩回忆道：“那时，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，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，我们要泵取山水，才能解决困难，有时候，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，睡梦中也会惊醒。”
报告指出，当今的香港沪籍巨富，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：他们当中，几乎没有一个是老沪上的世富豪门。
来香港的沪上大亨中，有这么一类人，坐吃带来的资产。他们除了偶尔涉足炒股炒金外，绝不染指实业。
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，认为积攒财富终究会剥夺殆尽；他们对香港的地位持怀疑态度，不指望在香港东山再起。
显然，即便他们带来的是一座金山，也会坐吃山空。
然而，大部分老牌资本家仍兢兢业业在香港重新创业，他们资本雄厚、经验丰富，还带来一批贴心的专业人才。但是，他们最终挤入亿万富豪行列的，寥寥无几。
其实从陈廷骅、周文轩、安子介等人的发迹史中，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。
陈廷骅作风稳健但不保守，他看好棉纱市场，千方百计融资，不怕负债扩大规模。
南丰纱厂创立之初资本额才六十万港元，1956年投产时，环锭不到六千个。
到1960年，南丰的环锭逾五万个，资本额为六百万港无，数年之间就膨胀10倍，一跃成为同业的大哥大。
陈廷骅始终咬着世界新技术潮流走。1970年，国外发明“空气纺锭”，效率比传统环锭快几倍。陈廷骅大量购入空气纺绽，不惜淘汰旧机器。
1979年，南丰月产棉纱达到一万六千包，为创建之初的四十倍，稳冠同业，陈廷骅被誉为香港的棉纱大纺织业是劳务密集型产业，它的兴衰，与劳务成本有直接关系。
六十年代，夕阳产业的阴影在欧美纺织业盘旋；七十年代，阴影笼罩日本同业上空；刚进入八十年代，香港纺织业一片恐慌，相当多的纺织厂迁粤或停产。
事实上，如果认真计算的话，李志文手下的成衣制造厂也都在向内地迁移，也可以算其中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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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包玉钢并没有喊阿文。
而之所以介绍的是中建地产的老板，而不是徐氏集团的老板。
完全是因为徐世勋的二哥还在，而在徐爱周去世之后，徐家产业由三个儿子掌握。
而虽然徐家的矿产业、地产业和航运业分别分给三个儿子掌握,不过徐家并没有分家。
所以徐世勋才可以在他二哥去世之后重新掌握徐家大权，而徐家不是被分裂开。
“徐先生好，今天算是沾了徐先生的光了，黑色闪电很不错！”李志文笑着伸出手说道。
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再说两者没有什么矛盾，自然李志文好说好话了。
“李先生喜欢就送给李先生好了！”徐世勋也笑着伸出手握住李志文的手道。
“君子不夺人所好，我对赛马也没太大的兴趣！”李志文说道。
“李先生客气了，不过黑色闪电确实还小,在赛马中还不是什么顶尖的,这样吧，约个时间李先生可以来我的马场看一看！”徐世勋说道。
李志文知道再拒绝就不好了，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而徐世勋看到目标已经达到，就和霍鹰东和包玉钢说了几句离开了。
而包玉钢的目的也达到了，赛马也已经结束，就和李志文约了拜访徐世勋的时间分开了。
李志文离开跑马地，前往了位于铜锣湾的麒麟服饰总部。
郑超昨天打电话说有事情要汇报。
“老板！”郑超已经等在麒麟服饰公司门外了。
“进去说！”李志文言简意赅道。
就这样李志文和郑超一前一后进入了办公室。
“阿超，你说的有什么事？”李志文开口道。
“老板，目前香江的纺织工会正在进行联合，想要提高纺织原料的价格，我们麒麟服饰公司算是香江第一家成衣制造，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，所以我特地汇报。”郑超说道。
“纺织工会，涨价多少？”李志文问道。
“距内线汇报说至少三成。”郑超说道。
“三成，好大的胃口！”李志文冷笑一声道。
郑超听到李志文的讥讽没有开口说话。
实际上虽然你李志文算是香江第一华人首富，但是这名头又不能让别人纳头就败。
纺织工会占有香江九成以上的纺织原料。
所以麒麟服饰公司依然要受纺织工会的制约。
“纺织工会那边的具体情况是如何？”李志文问道。
“老板,这些纺织工会的会员大多是沪上佬过来的,这是他们的资料。”郑超说道。
李志文拿起了郑超递过来的资料看了起来。
为什么香江的纺织工会被沪上佬给把持，这都是有历史依据的。
香港早期工业起飞的资金和技术主要来自沪上，而劳力主要来自邻近的华南农村。
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，实质上是一个单纯从转口贸易中赚取经济收入到输入原料加工成品，最后输往世界市场销售，从而赚取“附加值”的转变过程。
纺织制衣业是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先驱。
战前，香港仅有少量山寨式纺织制衣工厂。
1950年，香港纺织制衣工厂逾五百多家，雇用工人两万五千名，约占制造业雇员的三成以上。
1960年，香港纺纱厂逾三十家，员工一万六千名；织布厂逾三百家，员工两万五千名；制衣厂六百八十九家，员工四万两千名。
其中制衣业发展最快，工厂比1950年增长十六倍，员工增长二十倍，员工数占整个制造业员工的％。
纺织制衣业的发展，带动香港整个产业的发展。长期以来，香港的纺织品出口,占总出口量的三成左右。
从六十年代起,香港更注重发展附加值高的制衣业，遂成为世界成衣中心。
1973年，香江成衣出口量首次超越意大利而摘取世界第一。1978年，香江虽然不及意大利同年出口值的三十三亿五千万美元，以三十三亿两千美元而退居第二位，但在世界制衣业强国如林的情况下，香港以一个弹丸之地的经济区，确实很厉害。
从八十年代初起，香港劳务成本高涨，粤省成为香港纺织制衣业的后方工厂，纺织品仍可在国际上保持强大的优势。
沪上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。在五十年代前，沪上纺织品产量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。
沪上纺织业迁港有两次高潮。一次是香港沦陷前，当时沪上沦为日伪统治，而香港相对太平。
这些在港沪商的纺织厂，一小部分在日本战败迁回沪上，大部分则留在香港。
由于沪商的带动，香港本地商人开办了一些山寨式织布厂。
第二次迁港高潮，是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。最初是举厂南迁，主要是纺织人才及资金的流入。这一次迁港规模较第一次大得多，并且遇到劳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——有几十万内地移民涌向香港，廉价劳力取之下尽。
在香港政府推行工业化之前，香港的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。在工业化起步时，纺织业一马当先，成为众业中的明星，带动了香港百业的发展。
在香港的华商界，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。
香港是不择细流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，只要有能力毅力，就能找到施展的舞台，逮住适宜的机遇，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。
纺织业的沪商，有的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；有的晋身两局议员，显赫一时，饮誉香江。
现在要介绍的三位纺织工会的扛鼎人物，来香港之前，都不是纺织资本家。
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，父亲是宁波的殷商。陈廷骅中学毕业，便早早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。
那时的沪上商人，有半数是宁波籍人，另一半来自杭州、嘉兴、太湖平原。
父亲说：“要想成大事，非得去沪上不可。”
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到沪上。陈廷骅做事踏实，加上父亲在沪上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，才二十出头的陈廷骅，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。
1949年，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来到香港，在中环爱群行租了一间一百多平方英尺的写字间，从事棉纱、棉布生意。
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，市面混乱，人心不稳，加上语言不通，生意分外清淡。
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，跟广东人打交道，听粤语如听外语。
于是，就起念做工业家。他首选的业种，自然是纺织业，这是沪上人的传统工业。
陈廷骅做事稳健，动了念头，又迟迟按兵不动。
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，考察市场，物色人才；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，筹措资金。
1954年5月，他通过邀股，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。
第一间纱厂设在新界荃湾，那里地价便宜。纱厂资本额六十万港元，两年后建成投产，月产棉纱四百包，每包四百磅，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，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。
周文轩、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。和陈廷骅一样，他们来港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。
周文轩是苏州人，在家乡念书至初三，正值战争爆发。学校内迁，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，到沪上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。
有了一些积蓄后，便邀几个好友，办了一间里弄小厂，专门生产缝衣车针。周文轩交往最多的，是商场和制衣厂，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。
1949年5月，周文轩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。
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，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，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。
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，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，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1938年，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，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。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。
安子介回忆道：“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。大浪把我冲到哪里去，我就在哪里着陆。以当时的年纪来说，这也是一种冒险。”
1948年冬，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，再次来香港避风。
安子介和一些沪上朋友，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。
从1949年初起，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。香港充斥南腔北调，除百年不衰的粤语外，最易闻及的是吴语。
沪上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，在异地他乡，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，自然格外亲切。”
沪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，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。周文轩与安子介等人，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。
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：我们在沪上都还算体面人物，来到香港，除了一双手外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香港人满为患，物价飞涨，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，为衣食忧愁。香港的本地人，把种种不是归咎于内地人，内地人遭致歧视，也是难免的。不过广东人这点好，你干事业他们不会拆你的台，大家公平竞争，不分南北东西，这便是香港。
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，有唐翔千、周文轩、周忠继、张叔成等人。他们原在沪上，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。周文轩说：“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香港人面前，简直就是穷光蛋。”
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，宣泄对现实的不满。排遣也好，宣泄也好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。
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，这似乎成了沪上人的世袭领域。
他们中间，只有周文轩曾在沪上的染厂做过化验员，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。
就凭这一点，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。安子介做董事长，周文轩做总经理。
他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，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，染色后，再卖给布厂织布。
染厂是吃水大户，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，周文轩回忆道：“那时，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，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，我们要泵取山水，才能解决困难，有时候，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，睡梦中也会惊醒。”
报告指出，当今的香港沪籍巨富，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：他们当中，几乎没有一个是老沪上的世富豪门。
来香港的沪上大亨中，有这么一类人，坐吃带来的资产。他们除了偶尔涉足炒股炒金外，绝不染指实业。
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，认为积攒财富终究会剥夺殆尽；他们对香港的地位持怀疑态度，不指望在香港东山再起。
显然，即便他们带来的是一座金山，也会坐吃山空。
然而，大部分老牌资本家仍兢兢业业在香港重新创业，他们资本雄厚、经验丰富，还带来一批贴心的专业人才。但是，他们最终挤入亿万富豪行列的，寥寥无几。
其实从陈廷骅、周文轩、安子介等人的发迹史中，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。
陈廷骅作风稳健但不保守，他看好棉纱市场，千方百计融资，不怕负债扩大规模。
南丰纱厂创立之初资本额才六十万港元，1956年投产时，环锭不到六千个。
到1960年，南丰的环锭逾五万个，资本额为六百万港无，数年之间就膨胀10倍，一跃成为同业的大哥大。
陈廷骅始终咬着世界新技术潮流走。1970年，国外发明“空气纺锭”，效率比传统环锭快几倍。陈廷骅大量购入空气纺绽，不惜淘汰旧机器。
1979年，南丰月产棉纱达到一万六千包，为创建之初的四十倍，稳冠同业，陈廷骅被誉为香港的棉纱大纺织业是劳务密集型产业，它的兴衰，与劳务成本有直接关系。
六十年代，夕阳产业的阴影在欧美纺织业盘旋；七十年代，阴影笼罩日本同业上空；刚进入八十年代，香港纺织业一片恐慌，相当多的纺织厂迁粤或停产。
事实上，如果认真计算的话，李志文手下的成衣制造厂也都在向内地迁移，也可以算其中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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